1933年1月21日，《江声日报》总编辑刘煜生被押上刑场，这是国民党政府自建立以后发生的第一起报案，也是唯一一起新闻工作者以文字狱被错杀的冤案。

长期以来，很多人都把刘煜生与名记者邵飘萍、林白水相提并论，认为他敢于仗义执言，揭露时弊，才招致杀身之祸，一致赞誉他“以新闻而生，以新闻而死，为新闻殉节”，虽死犹荣，却避而不谈他遇害的直接原因。因为把它说出来，太有损刘煜生的光辉形象了，难以启齿。

“七君子”之一的李公朴有位同学，名叫闻谅直，当时供职于江苏省党部，他在几十年后披露了一段不为后人所知的往事，即:刘煜生原来是“狗仔队”，要敲诈党国的领导干部。

顾祝同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期间，以他的参谋长、儿女亲家赵启騄为民政厅厅长，但他们都是军人，行政经验不足，乃倚重镇江县县长张鹏为智囊，参与决策，而张鹏又素来厌恶刘煜生的为人行事，视之为地方一害，早有剪除之心。

话说那位赵厅长，最喜欢横卧烟床，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通过电话炒股票，每个月的话费竟高达干元之巨，比蒋委员长800元的薪水还要高。有一天，正当他在高级旅馆如此这般逍遥享受之时，刘煜生带了照相机，冒充省府要员，瞒过茶房，闯将进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“雅姿”连同烟具、电话一并摄入镜头。经过中间人连夜撮合，厅长大人给了刘记者一笔巨款，条件是不得将此事登报，并销毁底片，但刘记者得意之余，并未履行承诺，有意无意向外宣扬，让赵启騄在官场上十分狼狈，恨之入骨。

坏了江湖上的规矩，这就是刘煜生被杀的直接起因。

闻谅直还说:张鹏在解放后参加政协活动时，也并不否认此事。张是本地人，颇有清正、锋利之名，认为“做官的救人而当，谓之仁；杀人而当:亦谓之仁。”而刘煜生勒索赵启禄之后，还继续张扬，深感不杀不足以平愤，故参加策划，并认为借此机会为地方除了大害，是一件快事。

实际上，早在当时，关于刘煜生的人品问题就有种种传闻。如《时代公报》发表述评，以十分肯定的口气，强调这些事情并非道听途说。文中写道:“刘煜生之为人，实难尽满人意。或谓其以办报为幌子，暗中勾结地方流氓，操纵地方事业，颇似土豪劣绅，受其害者，不知凡几。或谓其以报纸为工具，尽量敲诈，无论省当局为谁，皆须设法饱其囊欲，始可相安无事。否则必竭其力，与当局为难。今刘煜生既死，死无对证，我人固不能尽信，然我人对刘氏行为不检之所闻，并非道听途说，凡镇江人士，颇能道之，故纵有七分假，亦有三分真，诚如是，则刘之遭枪决，不无因的。”

要杀人，总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刚好，《江声日报》的副刊上经常发表一些不满现实、倾向进步的文艺作品，顾祝同等人就从中找出这样几段文字:“一队咱们祖国的兵，向左边退下，自然隐隐地右边上来的是敌人”；“地上泛起红潮，添上一片红”；“奴隶们争斗吧，一切旧的马上都被冲倒，时代已敲起丧钟，一切眼前就要葬送”，硬说“左”、“右”、“红潮”等字眼就是“宣传赤化”，又把刘煜生曾于1927年3月“煽动车夫罢工，图谋扰乱治安”的旧帐翻出来，声称他“实系共党”。

刘煜生于1932年7月被押进戒严司令部后，连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也认为《江声日报》“无反动文字”、刘煜生“无反动行为”，希望顾祝同将刘煜生交保释放；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认为不将此案移送法院，是违背约法；拒绝调卷，是破坏监察制度；封报捉人，是妨害言论自由，决定对顾祝同提出弹劾，以维法纪而保人权。

然而，顾祝同一意孤行，悍然下令将刘煜生处以死刑。

刘煜生之死，顿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，一时间函电交驰，势如雪片。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发表宣言，指出“此一血案，实与北洋军阀在北京枪毙邵飘萍、林白水之暴行，如出一辙，全国人民应予以严重之注意。查人民应享有言论出版之绝对自由权，为近代文明国家之国民应享之权利，即使刘煜生有轶出自由范围以外之犯法行为，亦应依法交由司法机关审判，行政机关决不能非法拘禁，更决不容非法处死”。

随后，上海各报社239位记者发表联合宣言，愤怒谴责顾祝同冤杀刘煜生，论事实则断章周纳、颠倒黑白；论法律则前后不符，违法越权，人间何世，有此冤狱！

如此同时，南京、北平、天津、武汉、广州、青岛、济南、杭州、郑州、徐州、芜湖、南昌、蚌埠、长沙、香港、太原、汕头等地新闻界都纷纷举行集会，发表宣言，通电全国，强烈要求严惩顾祝同，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，落实“训政约法”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。全国律师协会也通过决议，呈请司法部指定审判机关，对顾祝同提起控诉，以维法律。

面对一片抗议声浪，国民党当局宣布改组江苏省政府，由陈果夫取代顾祝同，并发布《保护新闻事业人员》的通令，由于这个通令是9月1日发布的，因而后来就把这一天定为民国时期的记者节。

尽管刘煜生在主办《江声报》期间，政治倾向很明显，但毕竟不是共产党员。有一次，他对身为地下党的排字工人朱自强说:“我虽不是共产党员，但很赞成你做的事。不过，我希望你更谨慎，不要使我受连累。只要我不出事，即使你出了事，我还可以出面保你。假如连累了我，连保你的人也没有了！”

顾祝同则把这件事当作救命稻草，为自己申辩:据最近自首的共党赵亚东亲笔报告称:“余于二十年四月来镇，由共党省委交下线索，得于五月在《江声报》馆认识朱自强。在余未来之前，朱已加入共党，并与省委通信，所有印刷品皆寄存朱处，朱虽为一排字工人，颇得刘煜生信任，故一切印刷品亦不避讳”，尤足为事后之铁证。

然而，仅凭“不避讳”，并不能证明刘煜生也是共党。

笔者以为，这一报案，纯属莫须有，即使犯有敲诈罪，也罪不至死。而顾祝同事后竟未得到应有的惩罚，充分证明了国民党当局的治国无能，但由于我们过去一直偏重于抨击国民党当局罗列罪名，践踏人权，过多地肯定了刘煜生的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，而忽视了他的另一面，也没有尽到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人性是丰富多彩的，正面人物并非高大全，而反面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。如赵启騄在出任江苏省民政厅长期间，曾为家乡建栈桥、办小学，至今为当地百姓所怀念。更有意思的是:这个参与诬陷刘煜生“宣传赤化”的赵启騄，他自己后来倒真的赤化了。抗战期间，周恩来在崂山遇险，他派飞机将周恩来接到西安，当顾祝同最后跑到台湾时，他却坚决留在了大陆，并被特邀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赵启騄病故之后，刘伯承元帅是治丧委员会成员，讣告刊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